在3月23日举行的第七届中国私募基金高峰论坛上，多位私募大佬、业界专家、政府官员齐聚一堂，不少投资公司在论坛上表达说想来东莞一试身手的想法。

　　这让台下的多位私募操盘手五味杂陈，在稍显冷清、同行不多的东莞私募界，这群人过得并不痛快。

　　在私募真正出现的2010年，东莞诞生了王斌、汤卫东和江国栋等早一批操盘手。当年的他们意气风发，誓要撬动东莞那数千亿的民间资本，纷纷组建了各自的公司并发行私募产品，有个别还冒出了头。但不到一年，以百万门槛为起点、曾经备受富人追逐的阳光私募，在2012年深陷“清盘潮”。

　　孤军奋战了几年，这群人似乎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今年3月，中国证监会公布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下称“基金法”)，将从今年6月1日起正式实行，坊间认为，这将意味着私募“上岸”了。

　　冷清的东莞市场

　　2009年，从公募基金转投阳光私募的汤卫东加入了东莞市博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任该公司的董事兼投资副总监。

　　两年后的2011年4月29日，汤卫东发行了一支阳光私募产品，取名“博益1号”。个性张扬、口才极佳的汤卫东也成为了媒体红人。

　　在“博益1号”之前几个月，东莞已经出现了“邦盛1号”，操盘手是王斌。王斌同样头顶光环，“邦盛1号”被誉为第一支“姓莞”的阳光私募基金，发行后的短短几个月，曾一度以超过36%的年化收益率雄踞阳光私募结构化产品第一位置。

　　两个“1号”发行时皆名噪一时，但结果却令人错愕。

　　2012年，熊市难耐，“博益1号”清盘夭折。清算报告显示，其在一年多的运行过程中亏损了超过30%。不久之后，“邦盛1号”也低调清盘。

　　李明(化名)曾经是“邦盛1号”8位研究员之一，曾跟随王斌一路过关斩将。他对记者说，“邦盛1号”清盘后，他所在的QQ群解散了，化工行业出身的王斌也黯然离开，回去做回化工厂。

　　两年期间，王斌和汤卫东等人尝尽了资本市场的血雨腥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券商营业部总经理说，整体来说，东莞本土私募的业绩表现并不突出，去年破2000点时，不少公司都是自己掏钱补了仓。

　　也有人学会了创新。2011年7月，东莞市瑞成投资有限公司开业，发行非结构化阳光私募产品“瑞成1号”。开业时瑞成的总经理黄行勇雄心勃勃，但很多到场的人为其捏把汗。当是时，国内近九成私募产品正在亏损，11只产品遭到清盘，另有30多只产品因净值过低面临清盘风险。为了提升投资者的信心，黄行勇做出了创新，给“瑞成1号”投了上千万的自有资金，和投资者共担风险，分享收益。

　　其他人也想法子。“既然行情如此不好，我们正好‘做空’”，广东增城人、“85”后江国栋在去年12月21日创立的国内首只多重策略对冲基金(也是东莞首只对冲基金)“莞香一号”。除了本土色彩，“多重对冲策略”是“莞香一号”最大的特点。

　　多位业内人士感叹说，2007年6000多点大牛市的时候，东莞就错失良机，没有及时设立一支本土的阳光私募。不到一年时间，一波上涨的行情过去就迎来金融危机，留给东莞金融界的只是一声叹息。

　　私募在东莞真正发展起来是在2011年、2012年，比国内晚了近十年。即使是直到今天，令人遗憾的是，东莞整体私募业的发展与金融和经济的发展不相称，没出过一支在业界有名气的私募基金。

　　据了解，东莞信托运作的私募数量不少，不乏一些知名的私募品牌，但目前只剩下东莞本地私募“赤瓦居”还在运作。与此对比的是，国内阳光私募在各种危机中快速膨胀。数据统计，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全国共发行了结构化与非结构化产品3224只。

　　“今后要着力撬动这一块，壮大私募基金的发展，满足东莞投资者的需求”。东莞市金融工作局副局长刘凯文说。

　　制约瓶颈——根不在东莞

　　几番失意之后，私募开始寻找原因。抛开资本市场的熊市效应之外，原来制约的瓶颈是根不在东莞——本土优秀投资顾问公司难觅;缺乏足够的人才，尤其是本土优秀操盘手。

　　所谓阳光私募基金，指借助信托公司发行，并经过监管机构备案，资金实现第三方托管投资于股票市场的基金，每周都有业绩报告，投资情况一目了然。信托公司充当私募基金的发行方，银行作为资金保管方，私募基金公司则受聘于信托公司，负责管理募集的资金——在这一“信托公司+保管银行+私募公司”的模式下，私募公司以投资顾问的形式出现，按照管理资产规模收取0.5%的管理费，外加从盈利中抽取20%。

　　但实质上目前东莞本地的私募管理公司并不多，除了做为“博益1号”投资顾问的东莞市博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邦盛1号”的东莞市邦盛投资有限公司，还有一家广东博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旗下有一只“博源成长1号”。

　　而在更早之前，2009年时东莞有一只阳光私募基金“赤瓦居一期”，曾取得了70.14%的年化收益率，领跑全国的证券投资类信托产品。“赤瓦居”由东莞信托发行，也由东莞本地的公司作为投顾公司。

　　数量本来就少，甚至本土并不本土——就像博益投资管理公司一样，虽在东莞注册，但还是通过深圳的专业团队在运作资金。而东莞信托过去运作的私募，大部分管理公司基本都在上海、深圳等地。

　　至于操盘手更屈指可数，用江国栋的话来说是“十个手指头都数得完”。不仅如此，他们大部分是做实业出身。“大家都知道，人性的在资本市场会表现无遗。做实业时贪婪事小，可以解决;但在金融领域，同样程度的贪婪会放大几倍甚至十倍。”江国栋说。

　　据李明透露，王斌的操盘风格就比较激进，“有自信，极骄傲，过度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但可喜的是，在经历了两年资本市场的刀光剑影之后，这些人逐渐磨去了菱角。

　　值得提出的是，导致本地投顾公司和人才缺失的一大客观原因是私募在金融地位的缺失。从2002年国内首只私募曲线革命至今，阳光私募一直未能获得官方的基金身份认可，始终要依附于信托，犹如“野孩子”。

　　苦等11年，阳光私募终于“成功上岸”。今年3月公布、将于6月实施的新“基金法”，意味着阳光私募迎来春天。目前公募基金实行牌照制度，准入门槛过高、竞争程度较低，而阳光私募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地位，发展亦受限制。此次基金法修订，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江国栋认为，行业进入门槛降低，私募获得明确的法律地位，也会有更多的行业主体和人才加入这个行业。

　　但政策东风并非只照射私募，异地公募基金已经开始鏖战东莞。由于东莞藏富于民，各类型金融机构均对东莞高看一眼，即便尚无公募基金在东莞开设分支机构，但该群体依然借助银行、证券公司等渠道分一杯羹。虽然没有确切数据，但每年均有不少大型基金公司，如易方达、南方、华夏等在东莞举办专场报告会或推介会，不难看出东莞市场的重要性。